我研究經濟學并且使它成為我的事業(yè)有兩個原因。這個學科在學術上過去是，現(xiàn)在仍是非常動人而且有挑戰(zhàn)性的， 特別對一個有理論推導和定量分析有興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時它曾提出希望，現(xiàn)在仍然提出希望，增進了解可能改善人類的命運。對于三十年代中長大的我，這兩個動力強有力地互相增強。大蕭條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痛苦的失敗是世界性社會和政治災難的根源。蕭條也意味著既不能解釋事件又不能開藥方的正統(tǒng)經濟理論的危機。危機引出一個經濟理論中充分醞釀和革命時期。激動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樣剛進大學的學生。1936年我的大學二年級開始時，哈佛學院的一位青年教師，斯賓塞.波拉德提議我們一起閱讀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寫的一本新書，于是我入了迷。我的母親和父親鋪平了道路?，敻覃悾異埕妙D．托賓，今年九十歲，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問題中斷十六年之后，在1932年的緊急救濟中恢復了她的事業(yè)，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她領導伊利諾州香檳--歐班那家庭服務處。從她的第一手記錄中，我了解到人們在失業(yè)和貧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爾．托賓（1879--1943）是一位記者，還在我兒童時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諾大學運動隊的宣傳部長。在我們的生活中，伊利諾運動隊的命運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親也正好是一位知識分子，和我認識的其他任何人一樣有學問，有文化，知識廣博而有好奇心。他從不強制而很隨便，使我的聰明而和藹的老師。處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論壇》的根據地，我家常見到外來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們的城市里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親的親戚中，我的父母，有時還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認為有非正統(tǒng)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見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學教師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級的一次民意測驗中，只有我一個人投了羅斯福一票。1918年我在香檳出生。我從附近的小學和中學到了孽生城市歐班納的大學附中。這個學校是大學教育學院辦的，主要給它的學生以實際教學訓練。指導實習教師的主任教師們也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個畢業(yè)生，但是他們在全國競賽中贏得了許多獎學金。兩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遜和漢彌敦．斯密，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獎的同時，傳來新聞，該校因缺乏經費可能關閉。對于我來說，大學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規(guī)模學校中我能在學?；@球代表隊得到一席位置，實現(xiàn)了在我兒童時代似乎無法達到的運動壯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進哈佛前有極好的準備，雖則學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幾歲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個著名的費錢的東部學院去。我高興地自以為我會進很好的當?shù)卮髮W，而且大概進它的法學院。哈佛是我父氣親的想法。湊巧那時哈佛的校長詹姆士.B.康南特發(fā)起全國性全費用獎學金，目的為了分散學生的地理，學問，和社會來源，而且他正在從中西部各州開始。所有這一切我父親都知道，因為他有在公共圖書館閱讀《紐約時報》的習慣。所以我在6月份進行了三天的入學考試，對此我未進行任何特別準備。在8月份得到使我驚訝的好消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離開中西部乘火車到波斯頓。四年后我得哈佛學士學位。我的驕傲的父母參加了畢業(yè)典禮，自從他們在1916年在紐約度蜜月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到東部的旅行。1939年大戰(zhàn)爆發(fā)后，沖掉了旅行年，為此我已經得到一筆履行獎金，以后兩年，我在哈佛當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偉大的經歷。我的同學們，其中有許多是我的終生好友，有著不同的背景，興趣，和才能。我的老師是從快退休的阿爾弗雷，諾斯.懷特海，到積極的青年講師們。我參加了關鍵的戰(zhàn)前年頭吸引人的哈佛校園的熱烈的政治辯論和活動。在經濟學方面，當時學術討論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個黃金時代。約瑟．熊彼特，阿爾文．漢生，西摩．哈里斯，愛德華．錢伯倫，愛德華．馬遜，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納．斯里希特，和華西里．列昂惕生，保羅．薩繆遜，勞合．梅茲勒，保羅．斯威齊，J．K．加爾布雷思， 阿伯蘭．伯格森，理查．穆思格來夫，理查．古德溫，理查．吉爾伯特，勞合．雷諾，約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們在以后的年代將是這個行業(yè)的領袖。1941年春我離開哈佛。我參加愛德華．馬遜的研究班時曾寫過一篇關于應用統(tǒng)計預測與穩(wěn)定經濟的論文。這時我被介紹到華盛頓的一個新機關工作，它負責限制發(fā)展國防生產需要的金屬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于汽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除麥爾文.德.卡韶和亞述．R．伯恩斯外，我們都是年青人，忽然擔負規(guī)定分配額并向做出犧牲的單位進行解釋的責任。在美國參戰(zhàn)后，我加入海軍后備隊，并在哥倫比亞大學集體宿舍花九十天學習當一名海軍軍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樂思．萬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凱因兵變》中以稀薄的偽裝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惡名的主要來源。我花費將近四年時間，在驅逐艦基阿尼號上當一名戰(zhàn)斗軍官，以后當炮兵軍官，然后當領航員和指揮官（第二位）。我們的船大多數(shù)從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護航以及其他反潛艇任務，但是我們也參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國南部以及意大利戰(zhàn)役。我喜歡并且珍視這些經歷，正因為它的要求和測驗與學術工作如此不同。但是，當護送占領軍船只到日本之后，我們把船丟在查爾斯頓海軍船塢封存起來的時候，我和船上的同伴們都興高采烈。有機會引誘我回華盛頓，但是哈佛經濟系主任哈羅德.H.布班克及時地來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學術界，于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學博士學位工作。我永遠感謝布班克教授，主要為了一個原因，在這個故事的下文將說清楚。我寫了一片博士論文，關于消費函數(shù)的理論和統(tǒng)計，這是我的一項長期興趣。在1947年我當選研究員會的副研究員，這項任命給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學習、研究和寫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樣，研究員會出了若干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經濟學黃金時代延伸到戰(zhàn)后這些年代，這是幾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匯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員薪金補習我在戰(zhàn)時失去接觸的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計量學，參加寫作一本社會學---經濟學書，《美國商業(yè)信條》，并且寫一些宏觀經濟學，統(tǒng)計需求分析，和配給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國理查．斯通的劍橋應用經濟學系做的，在劍橋我特別因與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爾．法來爾的生動討論得益匪淺。1950年以來我一直在耶魯。它是一個極好的研究，教學，和生活的地點。經濟學系的規(guī)模和地位都在增長，1955年考爾斯基金會（以前稱為委員會），由于它的卓越領袖佳林．庫普曼和雅格．馬夏克的來到，得到很有力的幫助。在他們的指導下，在芝加哥時的考爾斯委員會是歷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創(chuàng)始了現(xiàn)代的經濟計量學和活動分析。曾在該會工作過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羅，赫伯特．喜夢，和勞倫斯．克萊因。從1955至1961年和從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魯?shù)幕饡闹魅?。那時我個人的研究目標是為凱恩斯經濟學提供更嚴格的基礎，并且加強和發(fā)展宏觀經濟和貨幣理論的邏輯。我的諾貝爾講演在一種意義上是一個總結性記述。主要由于我的興趣，基金會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線中增加了貨幣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紶査够饡暮笄谥С郑芯繋椭?，和學院背景是極其可貴的。最重要的是我從我的同事和學生們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亞述．奧昆和威廉．布蘭納德。我與他們一起教學，一起協(xié)作；我與他們爭論，而他們通常是對的。在我的講演有關的題目上我曾與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衛(wèi)．巴克斯，馬?。螤枺悂恚?威倫．畢特，約翰．西梭羅，華爾特．道爾德，哈羅德．古斯里，卡里斯．霍爾，考其．哈馬達，唐納德．赫斯特，蘇珊．雷派，喬治．德．馬奇多，哈里．馬可維茲，唐納德．尼柯爾斯，威廉．諾德豪斯，愛德孟德．S．費爾浦斯，詹姆士．庇爾斯，理查．C．波特，理查．羅賽特，加里．斯密，克來格．斯萬，哈羅德．華茨和李樂．威勒；而且系里有了來．費阿，威廉．費爾納，雷蒙．高爾斯密， 理查．路格斯，羅伯特．特里芬， 和亨利．華里奇，使耶魯成為一個從事宏觀經濟學，貨幣，和金融工作的深受鼓舞的環(huán)境。在耶魯之外，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繆遜，與我有許多共同興趣和觀點，使我得到很大好處。同樣，由于若干年來與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喬治．卡頓那，詹姆士．摩根基其他人，以及與已故的哈里．約翰遜保持友誼和接觸，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在我的講演中說明了在學術上得到其他人的教益，包括這個領域內的巨人們的教益，他們對我的影響是通過他們的著作而產生的。耶魯非常重視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教學。我喜歡教學，并且教了不少。我從未忽視為了達到清晰地向學生們陳述思想的要求而必須學習東西。我交到了許多不同年齡的朋友，這對我來說，是一份持久而豐厚的報酬。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我有時寫作關于當前經濟問題的文章，給普通讀者看，不只是給職業(yè)經濟學家們看。這些文章的一個集子，《國民經濟政策》，于1966年出版。我常在國會各委員會前作證，而且我向政府機關和政治候選人提供意見。從1966至1970年我是新海文市計劃委員會主席。我的主要一段公共生活是在1961--1962年當肯尼迪總統(tǒng)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與華爾特．海勒主席，及已故的寇密特．高登一起。在我回到耶魯之后，有好幾年我是委員會的一名積極的顧問?？夏岬衔瘑T會網羅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包括奧昆， 梭羅， 和阿羅。我們的集體主要著作是1962年《經濟報告》，它對與那時報界稱為“新經濟學”的東西有關的穩(wěn)定和增長政策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充分陳述。在委員會工作要求高，令人激動，而有時令人失望。但是我們的意見逐漸得到很大程度的接受，并且到了1965年末，我們的基本宏觀經濟目標實現(xiàn)了?？上?，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和七十年代的滯漲中失去了這些勝利。1946年我回到坎布里奇，遇上了最大的好運氣，那年春天我認識了伊利沙白．費．林哥。幾個月后我們結婚了。碰巧蓓蒂是薩繆遜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新學生，我們會面是在威斯里學院教經濟學。更大的巧合是，她在威斯康星杯部長大，離開我一生中幾乎每年夏天必去的家庭休養(yǎng)所不遠。我們現(xiàn)在仍到那里去。我引導蓓蒂的興趣離開經濟學，她有時候說救了她。但是她對有意義和無意義，是和非，公正和不公正，窮和富有清楚的辨別能力，使我在學術工作和個人生活中有明確的愛憎次序。在我們的前三十五年中我也學會許多其他東西，分享她對動物，特別是紐芬蘭狗，棒球，火爐，鳥，自然，釣魚，跳舞，和爵士音樂的熱心。我們是熱心的不過是平庸的滑雪運動員，登山和橫越全國的游行家，以及網球運動員。在威斯康星我們喜歡在河里劃船以及在我們的小湖上游泳和劃船。在六十年代，蓓蒂回去教學八年，是在城里公共小學，它比大學教室的要求搞得多，并且遠遠更具有挑戰(zhàn)性。我們共同養(yǎng)育了四個優(yōu)秀的孩子，一個大女兒和三個兒子，我們目睹嬰兒很快長大成人，共享迷戀，歡樂，以及有時焦慮的感情。他們的個性，興趣，和才能不同，他們教給我們的東西都不比我們教他們的少。我們的女兒是一個時裝設計家和作家；兩個兒子都已結婚，是律師；最小的是物理學研究生。我們的第一個孫女在1981年誕生。我們仍住在我們在紐海文頭一年買的房子里。我們全家常常在那里，或在威斯康星， 或在維爾蒙州我們的滑雪小屋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