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oyang0706
辛亥革命期間回國，擔任海軍陸戰(zhàn)隊秘書長。后回長沙，在《長沙日報》社擔任撰述?；叵媛愤^武昌時，黃興以戰(zhàn)時財政困難向他求教，楊建議募捐和征收戰(zhàn)時特別稅，以渡難關。1912年暮春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經(jīng)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fā)，《漢口民國日報》發(fā)表申討“袁賊”(袁世凱)、“趙犯”(趙秉鈞)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將楊與其同事周鯁生、皮宗石、李劍農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經(jīng)漢口法國領事會審判決無罪，楊被護送至上海釋放。得黃興資助，同年初到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yè)。1920年回國后即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jīng)濟學、會計學教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會計主任，對商務的會計制度進行了改革，并迅速實現(xiàn)扭虧轉盈。郭沫若曾稱贊他“在商務管著銀柜子”，中國會計界稱他為中國商業(yè)會計學的奠基人。同年夏，楊到長沙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4團體陪同到中國講學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巡回演講。他自己也對長沙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yè)組織問題”和“介紹羅 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3個專題。毛澤東當時是新民學會負責人兼任長沙《大公報》的 特約記者，特把楊的演講記錄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1926年楊任中央研究院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研 究員。在此期間，他著重研究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jù)1864～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 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tǒng)計》，繪有圖表40余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國立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jīng)濟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經(jīng)濟學部主任。1938年，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往四川樂山，楊任遷校委員長。曾兼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新中國建立后，任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jīng)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6年9月30日，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終年年81歲。楊發(fā)表有關中國金融、幣制和稅制改革等各類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國幣制改革論》、《關稅問題概論》、《財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間，講授貨幣與銀行、會計學、企業(yè)管理學等課，編有《貨幣與銀行》、《工商組織與管理》、《現(xiàn)代會計學》等。武漢解放后，開始從事清代貨幣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深受國內外同行學者的好評，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書。晚年編纂《中國近百年金融史》，楊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為當年端午節(jié)后一日，其母便給他取了個小名“端六”。年長后，為了懷念母愛，竟以此作為他的大名。他生于長沙縣東鄉(xiāng)，原籍蘇州，1900年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家無恒產(chǎn)，考入由著名經(jīng)學家皮錫瑞主持的善化學堂，次年轉入完全免費的師范館(后稱中路師范學堂)，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打下了較好的基礎。1903年畢業(yè)當小學教員，在長沙和瀏陽鄉(xiāng)下任教，恰逢兩湖有官費留日名額，可是農村消息閉塞，誤了考期。親友見他一心向學，便資助他于1906年自費赴日。他先到宏文書院學習中學現(xiàn)代課程和外語，1908年得以補為官費生，便考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岡山第六高等學校。這時，他與同學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為國立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等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fā)，他和同盟會留日學生趕回上海，成立“海軍陸戰(zhàn)隊”，任秘書長。不久清帝退位，這支部隊解散，他便回家省母。辛亥革命后的長沙，先是焦達蜂、陳作新以同盟會員為骨干的軍政府，后來是立憲黨人譚延闿的新政府，從日本回來的學生，特別是有同盟會員身份的人，此時做官的機會多極了。比他早兩年回國的表弟俞笏山，這時也參加了譚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長。另一方面，這時各種法政學校風起云涌，除公立、官，紳法政外，還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經(jīng)濟?？茖W校。楊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這些法政學校教書，而是選擇了待遇菲薄的新聞工作，在一家叫《長沙時報》的報社擔任撰述。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學、同盟會員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宋為了在民間開展反袁活動，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學辦一張反袁報紙，即《民國日報》。參加報紙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鯁生、李劍農等人，楊端六任經(jīng)理。在報社里，楊端六最負責任，漢口的夏天熱極了，楊端六整日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辦公，常忘記休息。當時，設在漢口法租界的《民國日報》，既是一個反袁的言論基地，又是一個秘密的聯(lián)絡機關。在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以后，《民國日報》攻擊袁氏不遺余力。袁世凱的親信通過湖北當局，賄買漢口法國巡捕房，逮捕了曾、楊、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準備引渡后“以軍法從事”。由于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法國又是一個標榜自由、民主和維護國際法的國家，因此，法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請求，連夜把他們送到一艘英國輪船上開往上海。楊端六和周鯁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黃興的幫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項公費，于1913年初到了英國。楊端六進入了倫敦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yè)。楊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倫敦，也到過德國和法國尋師訪友。那幾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也和當?shù)厝艘粯?，生活很清苦?918年大戰(zhàn)結束，不久舉行的巴黎和會因在中國問題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五四運動就是以此為近因發(fā)生的。遠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亦群情激憤。當時在英國的楊端六渡海與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世杰、周鯁生、皮宗石等匯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請愿。楊端六到英國時已是28歲，這個年紀的男子未結婚，在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奇跡了。他到英國后便認識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歲，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她的父親袁家譜(號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財專家，楊端六在國內即受到他的賞識。他和袁昌英異國相逢，兩人所學專業(yè)雖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戀愛而訂婚，直到回國后完婚。結婚時，楊端六36歲，袁昌英26歲，是前一代學人中晚婚的典范。女兒楊靜遠是英語翻譯家。楊端六是1920年由英國回國的，還在英國時，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志》就聘他擔任撰述，回國后即在商務工作，并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jīng)濟學、會計學教授。這年夏天，他回長沙，把他的母親和一個在湖南稻田女子師范學校畢業(yè)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楊潤余接到上海，在閘北虬江路四達里定居。他這次回來，并不是專門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四團體陪同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到中國來演講。他們于1921年l0月25日到達長沙，楊端六擔任了羅素在長沙的第一回演講的翻譯，講題是《德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政治》。楊端六自己也對長沙的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yè)組織問題》和《介紹羅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三個專題。由于他的滿妹潤余是新民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又兼任了長沙《大公報》的特約記者，因而與之相識，毛澤東還把端六伯的一次講話記錄了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盡管楊端六在一段時間中，對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不了解，但在全國解放以后，他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態(tài)度是與20年代起他同毛澤東的結識有一定的聯(lián)系。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這個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屬的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那時該院僅有地質、歷史、經(jīng)濟三個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長分別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楊端六由他的同學、研究院主任秘書楊杏佛(銓)的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時間并不長。因為李四光授命籌備擴大武漢大學，他就和李一道離開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間，他著重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jù)1864年至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tǒng)計》一書，繪有圖表四十余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視。1930年，新的武漢大學(即由李四光任擴建委員長的武大)籌備基本就緒。作為這個大學的籌備人之一的楊端六全家遷到武昌，住在武昌曇華林街。1932年，羅家山(后來由聞一多先生易名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進山前區(qū)宿舍，抗戰(zhàn)前，他們在這里住了八年。楊端六先后擔任教授兼經(jīng)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他始終上課，教授“貨幣與銀行”，他的著作《貨幣與銀行》于1930年在商務出版后，一直作為教科書，以后每年修訂，列為商務的“大學叢書”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數(shù)大學經(jīng)濟系都用它作為教材。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一些在野名流擔任委員，共同討論鞏固國防，抵御外侮。后來這個委員會并未成立，而是由錢向蔣介紹胡適、錢端升、楊端六等23人分批地為蔣講課，楊端六從這時起認識了蔣介石。后來，蔣介石在他的軍事委員會里成立一個審計廳，通過王世杰的關系，要他去當廳長。他對此事感到十分苦悶。這個廳長的職務應由軍人擔任，他以不是軍人推辭。蔣介石為了裝飾門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離開學校，不離開講臺和不穿軍裝，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職。不料這些條件仍沒有推掉蔣的請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與上將軍銜。從1934年到1937年，楊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職二三個月。他去南京，仍舊長袍馬褂，從未穿過軍服。1938年因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個閑衙門“審計廳”也就裁撤了?？箲?zhàn)爆發(fā)后，楊端六夫婦和他的同事們積極地參加愛國捐獻，還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毀家抒難的熱忱。1937年冬，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到四川樂山，是由楊端六踏訪地址、主持遷移的。樂山是個沒有軍事設施的小城，但日軍并不放過，在一場狂轟濫炸中，楊端六的家被炸毀，加上貨幣不斷貶值，這位理財專家卻一點不會理自家的財，不做生意也不會囤積生活資料，工資還是存入銀行，結果生活十分拮據(jù)。解放后，楊端六的兒子也考進了武大。雖然他是院長，但從未過問兒女、侄子、侄女考學校的事。1944年6月，經(jīng)濟系的同學為他做六十大壽，那時，物質條件十分困難，同學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些彩色紙，做了一個大壽字，壽字下有祝壽者的簽名，請他坐在茶話會的中間，合影留念。在武大，這樣的尊師盛會是少見的。1948年冬，楊端六接受他的同學陳劍修的一再邀請到桂林去講學。楊端六是帶著他的研究課題“中國貨幣史”去的，因為太平天國最初起義于廣西，太平天國錢幣在別處罕見，而桂林甚多。他們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將軍橋的一個教授宿舍里，夫婦倆都沒有開課，楊端六應同學請求，作過幾次“中國貨幣史”的演講。解放后，他們一家搬回珞珈山，楊端六仍任經(jīng)濟系教授。那時，他已有60多歲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課，跌了一跤，以后，學校就照顧他不上課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楊端六對自己，誠誠懇懇地接受思想改造；對國家，努力地從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貨幣史稿》，后來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了“民革”組織。1957年，楊端六和袁昌英被錯劃為“右派”，楊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jīng)_擊，在身邊的獨生子楊弘遠教授也被迫與他分居，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顧不暇，這時他已身患重病，獨自住在醫(yī)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歲的楊端六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中國舊時商業(yè)記帳是流水簿，這種方法只能簡單地表述資金收付情況。隨著商事日繁，不能不謀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個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的留學生，在國內發(fā)行的《太平洋》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商業(yè)與會計》，第一次把現(xiàn)代會計原理和商業(yè)活動有必要采用的現(xiàn)代會計方法介紹給中國商界。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后來成為中國經(jīng)濟學界名人的楊端六教授。1921年9月，商務印書館實行大改組，王云五出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他感到商務的財務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與深通現(xiàn)代會計的專家楊端六簽訂了全面改革商務財務工作的合同，著手改革。不久，立見成效，不僅商務滿意，而且使中國舊商界耳目一新。后來楊端六正式出任商務的會計科長。被人稱為商務的“金柜子”。中國的商業(yè)會計工作者們稱他為中國商業(yè)會計學的奠基人。貨幣學與銀行學研究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由于鴉片和其他工業(yè)品的輸入，一方面是白銀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的錢幣如鷹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國一直為貨幣問題所困擾。20世紀開始，首先從日本引進一些現(xiàn)代貨幣學知識，當時進行幣制改革，使得理論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從壟斷金融入手，為對付世界經(jīng)濟危機造成的又一次白銀外流，取消金銀本位制,發(fā)行不兌換的法幣，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戰(zhàn)時物價波動以至爆漲，都使經(jīng)濟學家關心貨幣問題的討論，這是楊端六所遇到的時代熱點之一。楊端六在1917年就翻譯了衛(wèi)士林的《支那貨幣論》，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譯了日文的《貨幣學》，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譯作問世。1923年1月，他出版《貨幣淺說》，介紹了貨幣的起源、種類和作用，批判了當時有人主張廢除貨幣的論點。這雖然是一本小冊子，卻是國人自撰的最早的貨幣學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葉作舟的《貨幣新論》等大批著作陸續(xù)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銀行要義》小冊子，分概論、銀行之種類、商業(yè)銀行之業(yè)務、銀行之協(xié)同與壟斷幾章。關于銀行學，此前已有七八種著作面世，不算領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論》(1922年1月初版)，對于信托公司這樣的金融機構，卻是最早的介紹性著作之一。
cathryn0603
我國銀行高管和普通員工收入差距一般是十倍左右，在發(fā)達國家，銀行高管與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一般是二十倍左右，美國投資銀行這個部門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員我的三十倍到五十倍。是什么原因造成銀行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這么大呢？
首先，專業(yè)能力和專業(yè)知識，銀行對金融專業(yè)能力要求很高，銀行即要控制風險又要實現(xiàn)高利潤，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現(xiàn)高利潤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就對金融行業(yè)的從業(yè)人員有著極高的要求，銀行需要賺錢，賺高利潤，利潤低了無法維持銀行的運轉，就以傳統(tǒng)的銀行信貸業(yè)務來說，我國銀行的大部分普通企業(yè)貸款綜合成本實際上已經(jīng)達到了10%的，優(yōu)質企業(yè)和央企貸款利息比較低，可是優(yōu)質的企業(yè)和央企所有的銀行都會去搶，而大部分普通的企業(yè)才是銀行的大量客戶，在目前情況下普通的企業(yè)支付一年10%的融資成本后還有利潤的并不多，大部分制造業(yè)的利潤只有一年百分之幾，風險怎么控制？這都需要非常強的專業(yè)能力。
其次，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銀行普通員工的工作逐步會被機器取代，而銀行高管的工作機器無法代替，銀行高管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yè)知識和長期的實踐經(jīng)驗積累。
其三，投資銀行的業(yè)務為什么在美國高管是普通員工的幾十倍，是因為投資銀行的高管對能力的要求更高，只有專業(yè)能力非常強的一流金融人才經(jīng)過十幾年的積累后，才能勝任投資銀行的高管，投資銀行的高管投對一個項目就會帶來幾十億上百億的利潤，投錯一個項目就會賠上幾十億上百億，具備這種能力的人，收入是普通員工的幾十倍，是非常正常的。
其四，金融行業(yè)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一流的金融人才是金融機構的資本，一流的金融人才決定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普通的員工只是從事簡單的工作，滿大街都是過剩的。
所以，在金融行業(yè)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的收入差距十倍到幾十倍是正常的。其實就是傳統(tǒng)行業(yè)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的差距也是十倍到幾十倍，傳統(tǒng)行業(yè)的高管也有一部分是年薪幾百萬到上千萬。
國有銀行的工資總額是根據(jù)財政部的相關規(guī)定核定的，再由總行對省分行進行考核分配，并由各省分行進行再分配。各分行和部門還要再進行二次分配。蛋糕就這么大，毫無疑問高管和總行肯定要切大頭，而到真正干活的基層行普通員工時，收入可以說少得可憐。在這種體制下，銀行員工的工齡和職稱沒有職務管用。比如，某長三角地區(qū)國有銀行快退休普通員工的年稅后收入可能還不到10萬，不如一個剛進銀行的大學生，與管理層相比，其收入更是天壤之別。銀行高管動動嘴，普通員工跑斷腿，其收入也只有高管的零頭的現(xiàn)象在銀行中比比皆是。現(xiàn)在有銀行高管愿意拿自己的收入與西方國家的銀行比，但是就是不愿意拿管理能力、盈利水平、不良率等經(jīng)營指標與西方國家比。這些可以從上市銀行披露的信息中看出端倪?，F(xiàn)在銀行間搶存款、亂收費、傍大款、中小企業(yè)融資難就是銀行現(xiàn)行考核體制造成的問題。
在銀行，沒有資源沒有背景的普通員工一個月發(fā)到手兩三千甚至更少都不足為奇，中層管理者一個月收入可以一兩萬、兩三萬，高層管理者就更多了，一般在三五萬。這里中層管理者指二級部經(jīng)理、部分老總、主任等等，高層指分行行長、支行行長。
這還沒完，還有年終獎，這個普通員工年一般集中在終獎三五萬，中層集中在十五萬左右，高層集中在三五十萬。還不算績效、獎勵、公積金，我們都知道公積金銀行都比較高，很多中高層公積金能達到幾萬塊，當然了各個銀行業(yè)績待遇會有差異，這些數(shù)據(jù)多多少少會有出入。
那么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原因呢？
1首先銀行畢竟屬于企業(yè)，只不過要受的監(jiān)管和政策更復雜，我們都知道很多大企業(yè)的CEO年薪百萬甚至千萬，所以銀行的行長年薪百萬無可厚非，因為他們都是稀缺資源，銀行行長的稀缺資源主要體現(xiàn)在財富資源上，行長的人脈一般都比較廣，最后大部分都體現(xiàn)在給銀行帶來存款和貸款業(yè)績上。
2銀行對于普通沒人脈沒資源的員工其實很殘酷的，因為銀行的業(yè)務其實沒那么復雜，不管是對公客戶經(jīng)理、對私客戶經(jīng)理亦或會計會員，基本半年之內都能上手熟練，當然了一些偏門冷門和特殊情況需要歲月和經(jīng)驗的積累，普通員工如果想大幅增加收入，很多時候都需要部門或者支行領導的“提攜“，說白了就是遇到能力強的行長或者部門老總都會有很多資源和客戶，他還愿意帶你，愿意分給你戶去打理，你就成長的更快、收入也會因為手上的業(yè)績而大幅增長。但是反之，如果領導資源有限，或者不愿意帶你，對下面年輕人比較心胸狹隘，那確實會限制年輕人發(fā)展。
3特別是現(xiàn)在經(jīng)濟下行、銀行競爭和壓力越來越大，發(fā)展客戶越來越困難，像過去那客戶主動上門找你的情況越來越稀有，原來給客戶放筆貸款做比業(yè)務，客戶非常感激，甚至可以結交成朋友，幫你介紹業(yè)務和客戶，現(xiàn)在地位明顯反轉，有的時候拉一筆業(yè)務做一筆質押需要動用各種人脈才能做成。十年前來銀行是愛存不存，現(xiàn)在是銀行天天培訓員工對客戶跪式服務。所以業(yè)績大幅下滑，先砍的待遇肯定是小員工的待遇，說殘酷點：你愛干不干，后面有一堆人等著想進銀行。這就導致銀行普通員工的幸福指數(shù)非常低，上升通道又很窄，離職率不斷攀升這就是題外話了。
等級觀念造成的，特權思想造成的。按理說國企不應該如此。工作確實抓的好，企業(yè)效益明顯，年底給予次性獎勵無可非議，但工資這一塊不應差異很大。更為可恨的是，拿著高薪，而把企業(yè)搞垮了。工人沒飯吃了。他們卻拍屁股走人，去禍禍另一個企業(yè)或到政府部門做官。只做官，不負責，這是我們企業(yè)管理中的最大問題。
銀行的高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可能都在1--20倍以上吧。大家可以看最近披露的幾單金融系統(tǒng)的經(jīng)濟貪腐案件，就能看到那些所謂高管的薪資有多高。
最近一旦披露出來的長沙銀行原副行長孟剛，其實他也就是城市信用社的聯(lián)合體。他這個職位可能都達不到四大謝謝銀行在長沙市分行的副行長級別呢。，但是刑事判決披露出其年薪超過了130萬。長沙銀行的一線柜員，其實全年的薪酬也就僅僅10萬之內。我們可以看到這差距有多大。
在最近披露的青島銀行事長郭少泉2019年薪酬為萬元，相比2018年增加萬元。青島銀行也只不過是一個規(guī)模比較大的城商行而已，想想他們的一線員工薪酬能有多少？估計也就是董事長的1/20啊。
那么在銀行系統(tǒng)高管和普通員工的薪酬差別這么大，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實就是由銀行內部制定的所謂考核體系所約定的。在基本工資發(fā)放方面，其實高管同普通員工的差別不大。但是在績效考核方面基本上是偏向了所謂的領導和上級。
銀行的績效體系非常復雜，其中包含按月分發(fā)的績效，按季度發(fā)的績效，按半年發(fā)的績效，以及按年度發(fā)放的績效。銀行的績效體系其實就是高管同員工拉開差距的最主要方式，在日常月度工作基本薪酬中，假如一個普通柜員可能拿到6000元，但是支行長可能就能拿到萬元，在向上的高管又一次進行翻倍。但是如果加入月度的績效，基本上柜員每每增加100元，上面的管理層會增加1000元。
銀行是一個嚴密的體系，其上下等級是一個森嚴的存在。因為存在著風險承受級別的約束，從而也有著自上而下的授權系統(tǒng)。導致職位每高一層，其權威要大了好幾倍。最終造成的考核方式也是如此。
但是即使如此，有那些貪念的高管還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貪念?，F(xiàn)在金融反貪腐進入到深水區(qū)，過去只要做過違規(guī)違紀事情的早晚都要被翻出來。在金融圈信譽還是很重要的，一旦被處理過，基本上就斷送了自己的金融前途。
這個問題本人可以給你提供精確的信息，因為本人就在這個系統(tǒng)。
一、昆明地區(qū)某國有銀行待遇，以昆明分行本部機關同等級平均為例（銀行包括網(wǎng)點、城區(qū)二級支行、昆明分行、省分行等各級機構）。以下數(shù)據(jù)均為每月平均稅后（公積金扣繳12%，養(yǎng)老保險8%，企業(yè)年金約2%，其他五險及所得稅按國家規(guī)定比例）。
1、經(jīng)辦（業(yè)務員）：8000
2、管理崗業(yè)務副經(jīng)理（副科）：萬 專業(yè)技術崗副科：1萬
3、管理業(yè)務經(jīng)理（正科）：萬 專業(yè)技術崗正科：萬
4、管理崗副總經(jīng)理（正科）：3萬 昆明行副總與業(yè)務經(jīng)理是一個級別。
5、管理崗總經(jīng)理（副處）：萬 專業(yè)技術崗副處：萬
5、管理崗副行長（正處）：萬 暫無專業(yè)技術崗
6、管理崗行長（副廳）：不知道，無法查詢。
二、銀行的高管和普通員工待遇差異極大。銀行一般業(yè)務員待遇比昆明市局機關公務員待遇還低一點，但銀行的正處比公務員的正處高了幾倍。
三、造成這樣的原因：銀行是企業(yè)，所以按照企業(yè)制度執(zhí)行薪酬標準，對企業(yè)來講，高管和員工待遇差距本來就很大。只是對于國有銀行來說，一線員工辛苦卻工資低，中層事少卻工資高，許多人不平衡罷了。
國有銀行的高管們其實就是自己以集體決定為幌子，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高薪的制度，即所謂的年薪制。不要嫌我吐槽，前些年效益好的國企老板們亦早已為高層或中層領導干部制定好了年薪制，每年的收入都是普通員工的幾倍或十幾倍，這樣做看似合法，實則是有打著合法合規(guī)的幌子私分國有資產(chǎn)的嫌疑吧！疑問而已，千萬別叫人請我去喝茶。我不反對企業(yè)高管拿年薪稍高點，但就是覺得他們有些人薪金高的離奇。畢竟是全民企業(yè)，大家都在為之奉獻，既然是勞動所得，難道被委派的領導人、高管就理應比普通員工多那么巨額的薪水嗎?。?/p>
銀行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
每個銀行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有差異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沒有任何人有反對觀點，但是每個銀行實際情況不同，導致差距各不相同。以我個人工作的單位為例來看，我個人2018年最低月收入為1700元，而高管的工資沒有一個月下20000元，二者相差十倍多，差距最大的時候記得2015年一個同事實發(fā)工資156元，高管當月最低月薪萬元，二者相差近100倍。
銀行高管作為銀行的決策發(fā)起人，在收入方面具有高收入且收入穩(wěn)定的特點，普通員工收入有一搭無一搭的，這個月發(fā)了一兩千，誰知道下個月還發(fā)不發(fā)工資！導致差距的原因:
一是工作能力的體現(xiàn)
能夠坐到銀行高級管理人員這個位置上的，多數(shù)都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一般都是銀行業(yè)務的多面手，業(yè)務精通、管理方法得當，可以說每個人都有兩把刷子，也都是在基層出類拔萃、一步一步地從底層干出成績來提拔的。能夠當上主管必然有過人之處，對單位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員工才有機會升到高管的位置。
二是工資考核制度的差異
工資考核機制決定了高管和普通員工必然存在著收入差距，高管本身就是工資考核機制的制定者、工資核算的復核簽字者，肯定在工資考核核算中，做出更有利于自己收入的決策。比如我個人作為普通員工，除了1600的基礎工資，剩下的就是存貸款績效任務考核，撐死加起來超不過3000塊錢，而高管光基礎工資一項就高出我工資總數(shù)了，還有包括拿全行平均績效系數(shù)（n萬元），崗位補貼3000元，車補油補、存款績效、貢獻獎，雜七雜八加起來好幾萬，扣了稅也有兩萬元以上。這個也沒辦法，誰叫自己不是高管來，只能每次發(fā)了工資恨自己不是高管了。
銀行屬于企業(yè)，不像公務員、事業(yè)單位按照級別統(tǒng)一收入標準，還是多勞多得，不勞不得，高管要體現(xiàn)高管的價值，普通員工沒有地方可以體現(xiàn)價值，就默默地先在一線崗位任勞任怨干好工作，得到領導認可再說吧，領導認可才能提拔，提拔晉級才能加薪。普通員工們好好努力加油搬磚干活吧！
銀行高管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較大，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按照國企改革的規(guī)定，高管薪酬水平不得超過下屬平均工資的7-8倍。但是，作為國企的銀行，高管和基層員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倍甚至二十幾倍左右。普通基層員工月收入2000-3000元，而高管的工資通常是2萬至3萬元起。
這還沒有結束，如果遇到銀行效益不好，銀行普通員工的年終獎也就一二萬元，甚至有年終無年終獎，而高層會達到三五十萬。特別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很多銀行的中高層每月公積金都要繳納幾萬元，這樣有利于其未來購房置業(yè)之用。所以，銀行高層的了隱性福利還要更高。
可能有人會問，為啥在銀行基層員工收入這么低，而高層員工的收入這么高，咋就一個天一個地的差距呢？首先，與外資企業(yè)一樣，銀行的行長年收入上百萬也在情理之中。原因是，銀行行長這樣的人才，是稀缺資源，這倒不是其業(yè)務要有多么出眾，而是銀行行長人脈相當廣，能給銀行帶來大量的貸款和存款客戶。而基層的普通員工因為沒有人脈資源、沒有背景，一個月也只能發(fā)個二三千元錢了。
再者，基層員工的收入與銀行行長不能比，那與中層干部（是指二級部經(jīng)理、主任等）總能比一下吧？事實上，銀行的基層業(yè)務并不復雜，基本幾個月就可以很熟練掌握了，歸根結底，你手里要有客戶的資源。而理 財經(jīng) 理等中層干部，經(jīng)過了長期的人脈積累，多少也有些資源了，他們的收入也是不錯的。
所以，這要看基層員工能否遇到一個好領導了，如果領導自己生意忙不過來，讓分給你一些客戶去打理，那你成長的很快，收入也會提升得很快。而遇到領導資源也不多，或者不愿意提攜你的人，那基層員工的收入也只能是拿最低一檔，除了跳槽，就永遠出頭之日了。
最后，過去客戶主動找銀行來辦事，銀行的基層人員還可以省點力，現(xiàn)在地位明顯反轉，有的時候為了拉一筆企業(yè)大額存款或者做一筆質押業(yè)務，銀行工作人員要使出渾身力氣，打通各種人脈才能完成。
而對于沒有人脈，業(yè)務不佳的基層小員工來說，一旦遇到銀行業(yè)績下滑，經(jīng)濟不景氣，就先砍基層人員的待遇，再減少人員，反正后面還有很多人想干銀行這份工作呢。正是因為銀行普通員工升遷機會少，幸福指數(shù)低，勞動強度高，所以，銀行基層員工的人員流動還是蠻大的。
銀行高管和普通員工收入差距通常在10多倍不稀奇。這倒不是銀行高管在處理各種業(yè)務能力方面有多強大，而是高管有各種人脈，最后都體現(xiàn)在存款和貸款的業(yè)績之上，而普通小職員整天忙忙碌碌的干活，收入水平當然是最低的。如果沒有上司的提攜和培養(yǎng)，是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的?，F(xiàn)在國企高管收入高，與基層員工收入差距大是普遍現(xiàn)象。而銀行的各個崗位收入差距主要體現(xiàn)在你的業(yè)績方面。
銀行高管和普通員工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三大因素與你想象的不同。
第一大因素，銀行業(yè)還是高收入行業(yè)嗎？銀行業(yè)的收入真的很高嗎？
要想說明銀行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距，我們先要明確銀行還是高收入行業(yè)嗎？如果銀行已經(jīng)不是高收入行業(yè)，那么我們再看這種差距就已經(jīng)失去了意義。畢竟高收入的行業(yè)中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異是比較大的，而收入低的行業(yè)高管與員工的薪酬相對而言比較小。
首先從銀行業(yè)的平均薪酬水平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銀行業(yè)仍然屬于高收入行業(yè)。
平均薪酬水平可以看出這個行業(yè)整體的收入水平，從而看看這個行業(yè)的收入是否屬于高收入行業(yè)。
根據(jù)2018年銀行的平均薪酬水平看，五家國有銀行人均薪酬支出的平均值為萬元，薪酬水平最高的交通銀行人均薪酬為33萬元；薪酬水平最低的農業(yè)銀行為萬元。五家國有大銀行的平均薪酬收入差距不大，基本在26萬元到33萬元之間。2019年平均薪酬接近，交通銀行最高為萬元，建設銀行人均年薪略超30萬元，農業(yè)銀行最低為萬元。
而12家A股上市城商行人均薪酬差異就比較大，平均薪酬水平為萬元，各銀行大約在30萬-50萬之間，薪酬水平最高的上海銀行薪酬水平達到萬元，薪酬水平最低的西安銀行只有萬元，與國有大銀行差不多。2019年度銀行薪酬最高的是浙商銀行的萬元、平安銀行的萬元、招商銀行為萬元。
民營銀行的薪酬水平最高，當時的13家民營銀行2018年人均薪酬達到了萬元。人均薪酬最高的北京中關村銀行達到91萬元；薪酬水平最低的是重慶富民銀行薪酬水平為萬元，也已經(jīng)與國有大銀行持平。
其次，從目前金融業(yè)整體收入水平看，金融業(yè)仍然是吸金最多的行業(yè)。
更有趣的是，金融服務人員在高價位以外的其他價位的工資水平均為最高，分別為萬元、萬元、萬元、萬元，甚至高于同當次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的工資價位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分別高出萬元、萬元、萬元和萬元，真正體現(xiàn)出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職業(yè)薪酬邏輯。
從上面的兩個數(shù)據(jù)分析可以得出結論，金融業(yè)目前依然是從業(yè)人員吸金能力最強的行業(yè)，金融服務人員在各個工資價位段都碾壓其他行業(yè)，也說明金融服務行業(yè)的各段位收入差異要比其他行業(yè)小。
第二大因素，銀行的高管與員工的收入水平到底差距有多大？實際上情況與想象的不同。
薪酬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說明整體薪酬支出與員工平均人數(shù)的對比，但平均水平往往掩蓋薪酬的真實水平，根本的原因就是內部收入差異的大小被平均水平所掩蓋。
任何銀行內部都有高管和員工的存在，甚至都有各種等級的存在，雖然我們強調員工是平等的，但是工資是不平等的。有的銀行員工薪酬分12級，有的銀行員工等級分為15級，還有的分為24級。不管怎么劃分，都是級別越高收入越高。
關于高管的薪酬與員工薪酬差異的比較，事實上存在一個國有銀行限薪的大背景，導致國有銀行的高管和部分地方國有銀行的高管收入畸低，從而將銀行高管的薪酬與員工薪酬的比較變得友好而差異縮水。
根據(jù)年報顯示，2018年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稅前支付薪酬僅為萬元，即使加社保公積金后總薪酬為萬元；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總薪酬為萬元、中國銀行董事長陳四清總薪酬為萬元、農業(yè)銀行董事長周慕冰總薪酬為萬元、原交通銀行董事長彭純總薪酬為萬元。2019年工商銀行行長谷澍為萬元；交通銀行副行長侯維棟為萬元；中國銀行副行長吳福林萬元；郵儲銀行副行長張學文萬元。
如果我們將五大國有銀行的董事長薪酬與收入最低的銀行柜臺人員收入比較，根據(jù)有關數(shù)據(jù)顯示，五大行的柜臺人員全國平均工資都在4500-5500之間；如果再加上各種補貼和績效，五大銀行柜臺人員的平均年收入應該在10萬元左右，與董事長的薪酬水平在7倍左右。
當然國有大銀行總行部門老總、各種總監(jiān)、市場招聘管理層的薪酬水平仍然是比較高的，高管和基層員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倍甚至二十幾倍左右。
銀行高管與員工薪酬水平差異比較大可能是民營銀行和城市商業(yè)銀行，根據(jù)年報數(shù)據(jù)，寧波銀行董事長和行長2017年的薪酬水平分別為270萬元，常熟銀行為179萬元。2019年薪酬最高的是平安銀行行長胡躍飛稅前年薪466萬元，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萬元，排民生銀行行長鄭萬春429萬元。
青島銀行行長王麟年薪萬元、鄭州銀行行長申學清萬元和長沙銀行行長趙小中萬元位列城商行前三位；收入較低的蘇州銀行行長趙琨、渝農商行行長謝文輝只有萬元、49萬元。是不是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呢？
民營銀行高管薪酬比較高，主要是市場人引進，如安徽新安銀行招聘的行長、副行長級別的薪酬達到了400萬元到500萬元。計劃財務部負責人、審計部負責人及風險管理部負責人崗位年薪也達到了100萬元至150萬元。某招聘網(wǎng)站上刊登了多起民營銀行招聘廣告，位于武漢的一家民營銀行招聘首席信息官，給出了200萬元至260萬元的薪酬。
第三大因素，銀行還隱藏著眾多的高薪群體，這些人的高薪程度可能要比銀行高管的薪酬更高
從上面的情況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銀行高管的薪酬確實比普通員工要高得多，而且有的銀行高管的薪酬比員工高得非常多。但對于部分銀行來說，高管的薪酬并沒有大家想象的多，也并沒有想象的差異有那么大。這當然與工資薪酬體制、銀行發(fā)展業(yè)績相關。
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銀行高管的薪酬除了管理體制因素以外，銀行的業(yè)績起決定性的作用。
在銀行無論是職務提升還是收入提高，最核心的基礎當然是業(yè)績，而業(yè)績不僅決定了銀行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同時也決定了銀行高管的收入水平。
實際上，銀行的高管也許并不一定是收入最高的群體，而銀行另外真正的高收益群體可能往往被我們忽略了。
實際上，銀行收入最高的群體有以下幾大群體：投資銀行部門、金融市場部門或者資產(chǎn)管理部門、以及支行長或者分行長。
投資銀行部是銀行工作待遇好、收入比較高的部門，如果遇到幾個好的項目和比較大的項目成功實現(xiàn)，那么年收入百萬甚至幾百萬、上千萬都根本不是夢想。
金融市場或者資產(chǎn)管理部門就是傳說中的理財部門，由于資產(chǎn)管理業(yè)務和理財業(yè)務風險大、收益比較高，雖然對工作人員的要求也比較高，但如果市場行情好、理財收益較好，員工的薪酬也是水漲船高。
另外就是銀行業(yè)績好的支行長收入很高，業(yè)績好的客戶經(jīng)理收入也很高，甚至有的客戶經(jīng)理的收入高于支行長。很多大的客戶經(jīng)理、業(yè)績好的客戶經(jīng)理，年收入上百萬并不是什么難事，甚至上千萬的人也大有人在。
薪酬是能力、貢獻的象征，實際上分析高管與員工薪酬差異意義并不大，因為只要你有能力、有業(yè)績，即使你不當銀行的高管，也可能會拿到比高管薪酬更高的薪酬 。（麒鑒）
吃土少年Hollar
從海豐自治、廣東獨立到遙遠而璀璨的安那琪夢想。陳炯明決心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為廣東父老、為億兆蒼生找一條新路子。史料記載，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每日不分晝夜辦公讀書，寢無定時，且為時極短”。 在這樣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條漫長而充滿叵測的道路，漸漸地浮現(xiàn)出來了：陳炯明試圖以“自治”、“聯(lián)省”、“聯(lián)邦”為三大步驟，以“建國”、“建亞”、“建世”為三大目標，構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發(fā)往華盛頓的一份報告里，美國駐廈門領事凱利頓（）以復雜心情，高度夸贊陳炯明在漳州的兩年政績：“陳氏……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美國外交部文件，4091號）…… 在凱利頓看來，陳炯明統(tǒng)治下的閩南二十六縣，堪稱“模范小中國”；而不久前訪問漳州的美國駐華使館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處可見到建設的顯象……道路拓寬，新屋不少；街道清潔，治安良好。美國僑民對陳之施政，也均引以為榮”。他并特別強調了幾大市政工程：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漳廈公路…… 那么，在談及陳炯明及其“閩南護法區(qū)”時，凱利頓、艾利森們?yōu)槭裁达@得憂心忡忡呢？ 凱利頓談到，在漳州的眾多美國人，都認為陳炯明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盡管“不屬于最激烈派”；英國駐廈門領事杜爾士也發(fā)現(xiàn)，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參加的學界春季運動會上，陳炯明散發(fā)了“大量有著布爾什維克色彩的宣傳單冊”。而在陳炯明的辦公室里，英美煙草公司的一名經(jīng)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義書籍及宣傳資料…… 又何止是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的西方人？這一年，在游歷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學生以無比激動的語氣，宣稱他們看到了一個“閩南的俄羅斯”；他們并且認為，陳炯明的新政手筆，“共產(chǎn)時代亦當不過如此”。而持左傾觀點的一份德國報紙，更夸張地贊嘆說，“東方一顆明星，正在發(fā)出光芒”…… 那么，陳炯明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治理閩南護法區(qū)的理念，是不是來自俄國的呢？ “罪惡的包袱” 談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談到陳炯明的密友、安那琪運動先驅劉師復。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間，陳炯明結識了這個比自己年幼六歲、畢生過著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幾次長談中，劉師復為他展現(xiàn)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圖景。 所謂“安那琪”，是“無政府主義”的音譯。它以“三無”、“二各”為特征，即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財產(chǎn)公有的前提下，這個社會老有所養(yǎng)、幼有所依，人際間以互助與合作為紐帶，沒有戰(zhàn)爭、掠奪、壓迫和剝削，四?；腥粢患?。它是類似《禮記?大同書》的美好人間…… 這么一個天地，讓陳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遠心事、社會理想。 遠在廣東法政學堂期間，陳炯明就倡辦海豐地方自治會，他設立戒煙局、整理育嬰堂及義倉，并創(chuàng)辦《海豐自治報》；這些努力與安那琪理想有著天然的親緣關系。他的兒子陳定炎后來回憶說，海豐地方每有盜劫案發(fā)生，“（該報）常以‘不均產(chǎn)之害’為標題”，對于財產(chǎn)公有，他自有探究興趣。自從1909年夏天被推選為廣東省咨議局議員后，他發(fā)起“禁絕賭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偩职浮薄ⅰ霸O立游民教養(yǎng)院案”……所有這些，不僅伏筆了他后來的漳州新政、廣東新政，而且勾勒出一個典型的地方士紳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安那琪不過是紳權社會的一個巨大變種…… 如果說，此前陳炯明的民粹傾向，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他的“均產(chǎn)”追求，他對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過是零散的、自發(fā)的，那么，安那琪卻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觀念載體，一種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結合舶來已久、盛極一時的社會進化論，它不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學”的、必將進化抵達的。 問題在于，該如何通往那個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處在哪里呢？ 劉師復沒有答案。在宣揚主義之外，他“不做官”、“不當議員”、“不做軍警”；他“不吸煙”、“不飲酒”、“不賭博”、“不坐人力車輿”、“不用仆役”、“不茹葷”……他甚至拒絕婚姻，以此實踐“無家庭”的追求。他試圖以一己心力，影響并改造社會。而對此，陳炯明表示：“罪惡的包袱，丟掉固難，肯背起它更難；師復教人丟，讓我背上一輩子吧！”后來，他的密友、劉師復的另一追隨者梁冰弦談到，“這話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梁冰弦，《解放別錄》）。 他果真背上那個“罪惡的包袱”了。當年冬天，率領三千余名暴動者光復惠州的陳炯明，出任廣東省副都督；而在胡漢民追隨孫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廣東都督職務。此后四個多月，他改良風俗、整飭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時任廣東教育司司長的鐘榮光后來談到，“前清官紳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賭盜之害，一掃而空”；而同期美國駐華武官的一份報告，無疑更加客觀：“盡管有了大變動，但廣州實算平靜。陳將軍的措施很激進……他下令將娼寮關閉，將江中‘蛋民’（船戶）全趕走，嚴行禁賭禁煙。他的本國支持者說，陳炯明將在全省推動新政”…… 但，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處。直到幾年以后，他才以“聯(lián)省自治”、“聯(lián)邦自治”為紐帶，銜接地方自治的起點，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標。 “安那琪”的入口處 陳炯明的“聯(lián)省自治”構想，大約形成于流亡南洋時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個月的猶豫徘徊后，陳炯明終于介入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軍官，宣布“廣東獨立”；但軍官們態(tài)度之激烈，讓他大吃一驚：鐘鼎基、張我權出走香港；饒景華公開表示反對；蘇慎初、譚鎦欽也態(tài)度消極……隨著一伙伙骨干的離去，萬余名粵軍頃刻瓦解。與此同時，在廣東省議會廳，當陳炯明要求議員們簽字時，“有二十余人趁勢逃席”；次日，被迫簽字的議員們也紛紛發(fā)表聲明，宣稱“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間，在廣東有著極高聲望的陳炯明，淪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達香港，隨即前往新加坡。在無比苦澀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糧食三餐，或香蕉數(shù)只”；他的一個朋友覺察到，“臥則行軍床一具，床上臭蟲如黑蟻”。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廣東的未來、中國的出路。 他漸漸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們不愿參與“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讓位給胡漢民，全城軍官、士紳、商人極力挽留，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內戰(zhàn)的洶涌暗流。這就是他與千萬廣東男女的無言約定：一旦他將戰(zhàn)火引向廣東，無論友人、故舊還是父老鄉(xiāng)親，都會立即地拋棄他。他們不愿再卷入無盡的政潮、連天的戰(zhàn)火和沒完沒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當孫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時，他說，“昔日可戰(zhàn)之卒且復累萬，可據(jù)之地何止一省，猶且不肯負固以困民生。今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 他艱難地勸告著孫中山：“夫兵兇戰(zhàn)危，古有明訓。茍可以免，疇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懼革命之心，乃國人之所共諒”。 這是他第一次拒絕孫中山的召喚。自從1912年4月24日他們結識以來，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他；而他們見面的當天，孫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廣東都督的職務。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從海豐自治、廣東獨立到遙遠而璀璨的安那琪夢想。他決心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為廣東父老、為億兆蒼生找一條新路子。史料記載，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每日不分晝夜辦公讀書，寢無定時，且為時極短”（《哭亡友陳君競存》）。而在這樣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條漫長而充滿叵測的道路，漸漸地浮現(xiàn)出來了：他試圖以“自治”、“聯(lián)省”、“聯(lián)邦”為三大步驟，以“建國”、“建亞”、“建世”為三大目標，構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說，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軍隊、官吏，而基于民間、社會；省際的聯(lián)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覺地合作。幾省如此，幾國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諱言，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傳播、人心的交融。這是一條前無古人的路。 他似乎沒有覺察這當中的深刻悖論：以執(zhí)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夢想。無論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遠，那是誰也無法預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兩年多的蟄伏后，陳炯明潛回廣東，參與了討袁戰(zhàn)爭。他召集了十路舊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聯(lián)邦”主張：“……事定之日，與我國人共同建設聯(lián)邦政府，公選元首，代表國家……” 又兩年，經(jīng)過無所事事的賦閑，陳炯明率領萬余粵軍，攻占了閩南二十六縣。他將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為“閩南護法區(qū)”；而在他的心中，這是一塊試驗田，試驗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讓人滿意的田土。他茲茲不忘的，還是廣州的街巷。 “閩星，閩星” 幾十年后，受邀訪問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還記得初晤陳炯明的情形。他說，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異樣的印象”；行館在新落成的公園邊上，剛把行李放進房間，陳炯明就來了。梁冰弦談到，“陳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翹起兩撇威廉須”；因為患有遠視眼，他“乜斜雙眼”。 陳炯明隨和而健談，“一談便過了兩小時”。梁冰弦寫道：“然后由他導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園往總部去……” 讓梁冰弦印象更為深刻的，則是當天的晚餐。陳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鄧鏗告訴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塊錢的……哎呀，我們到此將一年，這回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呢”。而晚飯后，陳炯明拉著梁冰弦交談到深夜，“談到社會主義運動……今后要全體人民議政，卻不要誰或甚么階級專政?！鲊颐褡鍛饔衅溥_到社會主義的途徑，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剝學步蘇俄”。 當時，安那琪以及門類眾多的社會思潮，被統(tǒng)稱為“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種。 此后十幾天，或早或晚，陳炯明經(jīng)常獨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臥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談個不休”。漸漸地，梁冰弦感動于陳炯明的隨和與開明，他答應前來荒涼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長，執(zhí)行“一鄉(xiāng)一?！庇媱?。 所謂“一鄉(xiāng)一校”，即在農村普遍設立現(xiàn)代學堂。陳炯明是如此的決絕、手筆浩大：他宣布禁絕私塾，改而設立從師范學校、普通中學到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在內的門類齊全的學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國日報》刊載消息，“計龍溪一邑，學生數(shù)約有12000余人，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僅僅四個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傳來了：“以龍溪一邑為例，本年（1920年）增加國民學校47所，高等小學以及乙種農業(yè)5所，添辦工讀學校1所，女子師范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各1所，又設立半夜學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個梁冰弦？這一年，同盟會元老陳秋霖也抵達漳州，開始主持《閩星》半周刊與《閩星日刊》。這兩份報刊“實際上是閩南護法區(qū)的機關報”，為此，陳炯明以磅礴的熱情、浩大的氣勢，撰寫了《閩星-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在這篇兩千余字的文章里，他盡情揮灑著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傾訴著對未來社會的憧憬。 “近世人類的思想，究竟達到什么的程度呢？簡直說來，都是被舊生活舊組織所支配，各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壞思想?！匀祟惖淖飷?，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進，一天比一天崩壞。求如原人時代不知不識、生活簡單、罪惡較少的狀態(tài)，都不可得了！……” 確實如此。結束不久的世界大戰(zhàn)，是資本病、工具病的總爆發(fā)：在對自然、他族冷酷無情幾百年后，千百萬人被驅趕到戰(zhàn)場上自相殘殺；人類制造出了工具，卻淪為工具的奴隸；人類催生了政權，卻被政權所奴役……原來，人類的種種關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構性：人類欺凌著自然時，此族必定在掠奪彼族，統(tǒng)治階級必定在壓迫普通民眾…… 那么，該怎么辦呢？ 陳炯明寫道：“進化的極致，就是使全人類有均等的幸福。……我們如要實現(xiàn)這個幸福，和那個機會，用不著什么費力，什么尋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覺悟，拋棄‘為自己生存不管別人死活’的謬見，拿一個為全人類努力的心事，來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變就會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起大努力，創(chuàng)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 或許，正因此，陳炯明才將辦學、辦報視為“閩南護法區(qū)”的重中之重？在《閩星》半周刊、日刊之外，這片略顯蒙昧的紅土地上，雨后春筍般地出現(xiàn)了《閩南新報》、《閩鋒周刊》、《軍事日報》、《云中周刊》……一時之間，漳州氣象清新、文明大開。陳炯明為此大聲吶喊：“閩星，閩星！我有一句話勉勵你：你雖起在閩南，但是你的星光還射著國內。國內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僅靠文筆鼓吹、口舌傳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鏡中花。 “紅年大熟” 在盤踞閩南約兩年后，1920年8月12日，陳炯明率部回師廣東。漳州地瘠人窮，“所入財賦向不敵潮汕一隅”（《晨報》，1921年1月14日），畢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護法區(qū)“風聲所播”、名滿天下之后，陳炯明也需要一個省份，以試驗他的聯(lián)省自治。 六十余營的部隊浩浩蕩蕩地開出閩南。這是一場無人寄予希望的戰(zhàn)爭：占領廣東三年有余的桂軍多達三百余營、十萬余人。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輿論一邊倒地認為粵軍必敗。而在兩萬余名廣東子弟的身后，是一個干凈整潔、被譽為“模范城市”的漳州：興學、辦報之外，第一座鋼筋水泥橋梁、第一條四車道石板馬路、第一個現(xiàn)代公園、第一片城鄉(xiāng)公路網(wǎng)、第一家銀行……連同貧民工藝廠、博通公司、迎賓大旅館，烘托出了一個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個公園的入口處，還豎立著一塊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別篆刻著“博愛”、“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這一切，充其量不過是意義有限的改良?；涇婇_拔后，漳州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了。而經(jīng)澄海、過大埔、破梅子嶺、克饒平……粵軍勢如破竹。僅僅兩個多月后，陳炯明就昂首走進了廣州城?！睹駠請蟆酚涊d了廣東紳民群起響應的景象：“強壯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壺漿歡迎，頗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對陳炯明來說，七年前參與“二次革命”、眾叛親離、生靈涂炭的景象，想必還歷歷在目。在《回師宣言》中，他明確宣稱，“粵軍今日，系為鄉(xiāng)為國而戰(zhàn)，其一切黨派及其它問題，均非所知”。 緊接著，11月2日，陳炯明又發(fā)表宣言，阻止南方軍政府遷居廣州，“宜暫在上海，就議和辦事處行使職權”； 11月8日，在發(fā)給湖南督軍譚延闿的一封密電中，陳炯明與他相約，“嗣后粵湘（將在南北政府中）暫取中立主義”。與此同時，他的特使抵達長沙，開始和譚延闿商議聯(lián)省自治問題…… 然而，陳炯明與孫中山的公誼私交，或許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堪稱奇特的現(xiàn)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粵事由陳君主持，中山回粵不過回復前日被逐之顏面”（《孫中山全集》）的保證后，孫中山又攜帶大批屬員，踏上廣州的碼頭。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稱，將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選舉非常大總統(tǒng)！…… 這為陳炯明后來的身敗名裂埋下了伏筆。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陳炯明有沒有意識到呢？他的悲劇與其說是私人的，毋寧說是歷史的：貫穿他一生的線索，都是地方士紳的，無論早年的議員生涯，還是廣東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來的“聯(lián)省自治”，均如此。而孫中山卻是一個職業(yè)革命家。簡單地回顧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是漸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的沖突，是兩個人群的沖突：僅僅是在絕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紳為主導的地方自治運動，才和職業(yè)革命家、秘密會社陣營結合起來；這個最重要的勢力消長，一方面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結果，另一方面，也預示著兩大勢力未來必然的分道揚鑣…… 進一步說，陳炯明的選擇安那琪，又何嘗不是一個歷史大誤會？安那琪是這么一個東西：在人類的觀念幻象中，它是最終抵達的目標；于是人們習慣去設置不同的階段。他要以最溫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就是他挺進漳州不久，在遙遠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僅僅兩年以后，他們就紛紛走上了蘇俄的道路。
jason大魔王
龔蜀雄，湖南新化人，歷任中國建設銀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長，貴州省分行行長、黨委書記，湖南省分行行長、黨委書記。湖南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湖南省銀行業(yè)協(xié)會會長，中國投資學會第五屆理事會理事，湖南投資學會會長，湖南省第三屆人大制度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南大學兼職教授。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勞動模范。第八屆湖南十大杰出經(jīng)濟人物評選活動“特別貢獻獎”及“最受公眾關注獎”。2008年奧運火炬長沙傳遞站火炬手。領導建行湖南省分行連續(xù)四年在湖南銀行同業(yè)取得存款、貸款、中間業(yè)務、發(fā)卡量、資產(chǎn)質量和經(jīng)營效益等主要業(yè)務指標“六個第一”，主要業(yè)務指標在全國建行系統(tǒng)位居前列，被湖南省政府譽為“三湘金融領頭羊”，被評為“湖南最具影響力的金融機構”。拓展資料截止2020年7月，中國建設銀行現(xiàn)在的正副行長名單為：劉桂平，副董事長、執(zhí)行董事、行長，自2019年7月起出任副董事長、執(zhí)行董事，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章更生，執(zhí)行董事、副行長，自2015年8月起出任執(zhí)行董事，自2013年4月起出任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紀志宏，副行長，自2019年8月起任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除以上正副行長外，中國建設銀行管理層主要成員還有：黃志凌，首席經(jīng)濟學家，自2013年9月起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靳彥民，首席風險官，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風險官。胡昌苗，董事會秘書，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董事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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