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在人才選拔上，始終就面臨著一個地域差距的問題。相比較于注重門第、血統(tǒng)等因素的周代“世卿世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選拔體制，隋朝確立，并為后來的唐宋明清歷代沿襲、完善的科舉制度，相對來說算是較為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了。但即便這樣，由于不同地域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差異的日益彰顯，導致了科舉考試中地域錄取數量的差異日益明顯，地域矛盾不斷凸顯。

考科舉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時任知諫院（諫官，職掌議論施政得失）的陜州夏縣涑水鄉(xiāng)（今山西夏縣）人司馬光提出“逐路取人”的建議。時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吉州永豐縣（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歐陽修，對此持異議。他主張“惟能是選”。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科舉史上有關南北舉額分配的首次重要爭論”。不過，這次爭論既沒有曠日持久，也沒有掀起什么驚濤駭浪，更沒有釀成人頭滾滾、血流成河的慘案，而長期被世人漠視。不過，這一切，被推遲到了333年后的明初。

朱元璋劇照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循例舉行每三年一次的科舉會試。來自全國各地的舉人們，薈聚京師南京，摩拳擦掌，準備大展身手，折取桂枝。朱元璋圈定了當時已85歲高齡，人品、才學俱佳，因“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而自號“坦坦翁”的當世大儒、翰林學士、湖南茶陵縣人劉三吾為主考官，白信蹈等為考官。

經過考試、閱卷后，劉三吾等錄取了51名考生。三月，這51名考生又經過殿試，最終確定陳?、尹昌隆、劉仕諤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并張榜公示。因此榜在春季公布，所錄51名進士都是南方人，故后人稱此榜為“春榜”、“南榜”。

江南貢院（現(xiàn)中國科舉博物館）

此次科舉會試，錄取的51名進士竟全都是南方人！北方參加考試的舉子們，皆名落孫山。這一奇異現(xiàn)象，以往歷次科舉考試，皆未曾出現(xiàn)。落榜的舉子們，尤其是來自北方地區(qū)的舉子們，自然心有不甘，暗地里頻繁串聯(lián)、密謀。

6天后，會試落第的北方舉子們聚集到禮部，鳴冤告狀，控告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等偏袒南方人。還有數十名落第考生在南京大街小巷，沿路喊冤；甚者攔住途經的官員們的轎子，上訪告狀。一時輿論大嘩，主考官貪污受賄、地域歧視等流言蜚語，充斥朝野。10多名監(jiān)察御史也紛紛上奏朱元璋，要求徹查此案。

落榜學子抗議

三月初十日，深感震怒的朱元璋下詔，令也對此次會試結果深感懷疑的侍讀張信領銜，率同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等9名官員，及殿試前三甲陳?、尹昌隆、劉仕諤12人，重閱落第試卷，增錄北方士子。

經過幾天緊張、審慎地復核，四月底，“調查組”最終做出了調查結論：此前“春榜”錄取的51人，都是憑真才實學被錄取的；行賄、受賄、地域歧視等，都是捏造不實的流言?！罢{查組”還奉詔，將復閱后錄取的試卷進呈御覽。令朱元璋憤怒、深疑的是，此次進呈的補錄考生的卷子，有的語句、文理不通，有的竟有犯禁不敬之辭。

調查結論公布后，各種傳言不僅沒有消弭，反而再次引起輿論嘩然。北方舉子們堅信劉三吾等有作弊不法的行為，繼續(xù)鳴冤控告；有人向朱元璋舉報：劉三吾、白信蹈等暗中收買以張信為首的“調查組”人員，并指使張信等，故意將一些文理不通的差卷進呈，以便讓朱元璋確信北方落第舉子確實水平低劣。

五月，朱元璋下詔，嚴厲斥責劉三吾、白蹈信等為“藍玉余黨”。加之10多年前，劉三吾曾上奏，為被朱元璋定“謀反”罪而處決的丞相胡惟庸鳴冤。朱元璋由此堅信，劉三吾也是“反賊”。朱元璋或念其年紀老邁，且為當世名儒，故特免死，發(fā)配西北戍邊。張信、白信蹈等二十余人，被凌遲處死。陳?、劉仕諤等，也被定罪，流配邊疆?！罢{查組”中，唯戴彝、尹昌隆二人，因遵朱元璋錄取北方士子的詔命，免遭懲處。

朱元璋震怒

六月，朱元璋親自在奉天殿主持殿試。欽點山東武城人韓克忠為狀元，山東長清人王恕為榜眼，山西樂平人焦勝為探花。因此次張榜公布是在夏季，錄取的61名進士又都是北方人，故后人又稱其為“夏榜”、“北榜”。至此，喧囂一時，并使數十人死于非命，數十人被發(fā)配流放的“南北榜案”，始宣告結束。

其實，前述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并非自明朝開國后，科舉考試中南方優(yōu)于北方的首次體現(xiàn)?！睹髑暹M士題名碑錄索引》有關統(tǒng)計表明，洪武年間（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各科科舉會試，錄取進士867人。其中，南方籍進士620人, 占總數的71%。所以，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之所以釀發(fā)訌亂，進而以血案結束，并不是因為此次科舉會試中暴露出來的文化、學術南優(yōu)北劣的現(xiàn)象，因為這一現(xiàn)象已長久存在。對朱元璋來說，或許已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而對廣大的北方落第舉子們來說，憤怒、不甘的火種，正在內心慢慢滋蔓。這種情感，或許正象深藏地殼深處的火山熔漿，正在積聚力量，尋找發(fā)泄的孔道。.

洪武年間科舉統(tǒng)計

此次會試之所以鬧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關鍵原因，或許就在于此次會試，全部錄取的竟然都是南方舉子，北方參考舉子皆名落孫山。這一“怪異”現(xiàn)象，引發(fā)了人們，尤其是北方落第舉子們無盡的“遐想”，最終毫無實據的將其與行賄受賄的科場舞弊生拉硬拽的牽扯到一起。朱元璋之所以用血腥暴力的方式，解決此案，一則他認為，皇帝的權威，受到了少數“貪污腐敗”官吏的挑釁；尤其對在古代中國歷史上，以殘暴鐵腕治理貪腐而聞名的朱元璋來說，劉三吾等公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貪腐”，實在是“叔可忍嬸不可忍”！二則，朱元璋表面上通過近似小孩子“賭氣”發(fā)泄的“夏榜”，全部錄取北方士子的方式，實則是暫時滿足北方舉子的訴求，達到打擊和限制江南利益集團勢力、平息輿論風波、收攬北方舉子人心、消弭南北歧視、對峙等目的。

不過，自唐宋以來，由于北方戰(zhàn)亂頻繁，南方經濟迅速發(fā)展，而導致的古代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及因此引發(fā)的南方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遠遠超越北方的客觀現(xiàn)實，可不是朱元璋憑借幾紙詔書，或簡單地使用血腥暴力手段，就能解決、消弭的。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過程

有學者統(tǒng)計，從建文元年（1399年）至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間，舉行了9次會試，錄取進士I938名。其中，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等南方省籍進士有1621名，占總數的％；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的進士有91名，占；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等北方省籍進士有225名，僅占。上述統(tǒng)計表明，南、北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導致南、北士人參加科舉考試時，要實現(xiàn)100%的公平公正，是不可能，也是不現(xiàn)實的。會試取士的南北地域差異問題，依然無法得到真正公平、公正的解決。

明仁宗（1424年9月—1425年5月在位）即位后，大學士楊士奇上奏，認為北方士子“長才大器”，南方士子雖有才華，卻多輕浮。他建議，今后會試結束后，“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后于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人用矣?！泵魅首谡J為楊士奇的建議合理，因此頒詔，令大臣們討論“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的方案，是否合理可行。只是討論尚未有結果，明仁宗即于1425年五月去世。這一提議，也被暫時擱置。

明仁宗

明宣宗即位后，于宣德二年 (1427年)下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六十，北四十，著為令?！?/p>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禮部上奏，會試不分南北，擇優(yōu)錄取。雖有大臣對此提出異議，但禮部的建議，仍然被采納、施行。不過，經過一次會試后，禮部的建議被撤銷。南、北分卷的制度，再次被恢復實行。

明代宗劇照

景泰五年，明朝進一步對南、北、中卷的區(qū)域范圍，進行了明確劃分。南卷，包括應天（今江蘇南京）、蘇、松諸府，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等??；北卷，包括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省；中卷，包括四川、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每次科舉會試應錄取多少人？明初對此并無明確規(guī)定，因此錄取數額多寡不定。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只錄取31名進士；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永樂二年（1404年）甲申科，竟錄取472名進士。錄取數額，主要取決于應試者的考試水準。若成績優(yōu)異者多，多錄；反之，少錄。然后由皇帝臨時定奪。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會試，錄取300進士。這是明朝科舉會試錄取名額的正式開始。當然，明憲宗雖規(guī)定錄取300名，但他也指出，若有特殊緣由，可擴招50—100名。此后，明朝科舉會試錄取名額，基本穩(wěn)定在300名。有幾次會試，分別錄取了320名、350名等，略有變動。

明憲宗劇照

明朝中后期，權臣、閹宦乃至普通士子，都曾出于私利，對科舉會試的定額錄取、分地域錄取等相關制度，進行過變更、欺詐手段。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當時深受明憲宗寵信的萬安（今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qū)尚義鎮(zhèn)萬沖村人）、禮部尚書周洪漠（今四川長寧縣人），采納四川布政司潘稹的請托，將南、北二區(qū)進士錄取名額各減二名，將這四個名額，撥給四川。這次破壞祖制，有違公平的變動，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即被廢除。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給事中趙鐸為逢迎當權的宦官劉瑾（陜西興平人）、內閣大學士焦芳（今河南駐馬店地區(qū)泌陽縣城南草店人），增加了四川10名錄取名額后，將其由中卷區(qū)劃入南卷區(qū)；南、北會試錄取名額，均增至150名。這實際上是大大提高了北卷區(qū)的錄取名額。

不同于權貴們隨心所欲公然變改考試規(guī)則，一些普通的讀書人，為增加錄取的機會，采取了假托親屬改附籍貫，占用競爭較小地區(qū)的名額等投機取巧的辦法。（現(xiàn)代謂之“高考移民”）。明朝政府對待“高考移民”，一經發(fā)現(xiàn)，嚴懲不貸：“妄報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參退?！奔慈∠滗浫≠Y格。

隨著科舉考試成為古代中國后期人才選拔主要，甚至有時是唯一方式地位的確立，圍繞科舉考試，產生了一系列問題、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沖突，隨著明朝時南北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差異的日益巨大，而轟然爆發(fā)。

現(xiàn)有史實表明，明初“南北榜案”不是科場舞弊案。它實際上是長期以來因無法妥善解決考試公平與區(qū)域公平之間矛盾，而引爆的一個極端事件。朱元璋以殘殺無辜考官、補錄北方舉子等方式，達到壓制南方勢力、籠絡北方士子，進而鞏固明朝統(tǒng)治基礎的目的。不過，這些解決手段，只是權宜之策，不可能有效的解決問題。建文帝、永樂帝年間，南、北舉子在科舉會試錄取進士中所占比例的高低，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明仁宗倡議，明宣宗正式實施的南、北分卷制度，明代宗時實施的南、北、中三區(qū)分卷考試，明憲宗時正式實施的科舉會試定額錄取等，都是明朝統(tǒng)治者為消弭南北經濟、文化差異，解決考試公平、地域公平，而采取的卓有成效的解決方案。上述方案陸續(xù)實施后，舉子們只需在各自區(qū)域內競爭即可。就北方士子而言，競爭范圍無疑大為縮小。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必再與經濟、文化高度發(fā)達，遠超北方的江南舉子競爭，無疑極大提高了考中、入仕的機會。上述舉措，極大促進了北方地區(qū)教育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也增強了北方地區(qū)對朝廷的向心力、凝聚力。

由于上述措施比較有效兼顧了考試公平、地域公平，因而，除少數時期，由于權臣、閹宦干擾，而暫時遭到破壞，且不久就恢復原制外，大體運行平穩(wěn)，顯示出上述制度的優(yōu)越性。不過，明朝官僚重“鄉(xiāng)黨”，拉幫結派，進而釀成明朝后期“齊黨”、“楚黨”、“浙黨”地域黨爭，恐與科舉會試南北分錄制度，有一定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