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期至晚期，我國蘇、粵一帶出現了制鐘作坊。能工巧匠們模仿著西方技術，用手工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時鐘。然而，隨著對外通商范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西洋鐘涌進國內。手工作業(yè)無法與西方國家機械化相競爭，制鐘作坊相繼倒閉，民族制鐘業(yè)雛形隨之消失。 20世紀初葉，中國民族工業(yè)有過一個短暫的發(fā)展機遇。煙臺作為北方最早的對外開放港口商埠，具有創(chuàng)辦實業(yè)有利條件，面粉、罐頭、織布、火柴等制造業(yè)應運而生。寶時造鐘廠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誕生的。一、“寶時”的初創(chuàng) 寶時造鐘廠的創(chuàng)始人李東山，生于1873年8月，山東威海人。李自幼家貧，未曾讀書，十五歲時到煙臺商家學徒。因長于勤儉，善于籌謀，幾年后便握有大筆資本。1892年，李東山在煙臺開辦了德順興五金行，主要經營小五金，兼營百貨商品。李素有“凡人有之我不干，人無有之我要為”的自立恒言，創(chuàng)辦事業(yè)專視缺門，獨資經營。德順興五金行經銷部分日本“馬球”牌座鐘及零件，引起他的動意，認為制鐘業(yè)是我國的空缺，必有利可圖，便與唐志成磋商創(chuàng)辦造鐘廠。唐志成，山東掖縣人，略有文墨，從事鐘表、汽燈修理。因常到德順興五金行購買所需零件，與李東山結識。倆人一拍即合，決定以德順興五金行為東本，另有商號投入少量股金，于1915年7月在煙臺朝陽街南首創(chuàng)辦了煙臺寶時造鐘工廠，李東山任經理，唐志成任廠長兼技師。 寶時造鐘廠開業(yè)伊始，制鐘技術方面是空白，主要靠唐志成反復拆裝日本“馬球”牌座鐘來掌握技術要領，并仿照日本鐘進行試制。為了解決技術難題，李東山多次東渡日本到大阪馬球鐘廠，以購買設備需要觀摩為名套取技術。他一方面在生產現場眼看心記，另一方面利用請吃向日本技師請教。對于一些日本人不肯傳教的關鍵技術，則以重金賄買。李東山學到的技術，回國后再傳給唐志成。經過李、唐二人潛心鉆研，反復試制，1918年生產出第一批由外購零件進行組裝的座鐘，商標為“寶”字。同年增加了銑床等設備，工人增加到50多人。試制期間，工廠兼制傘鋌、汽燈、汽爐和門鎖等五金產品，以維持收入。外邊的股東見工廠利潤甚微，便抽走股金，李東山卻矢志不移。 1920年，寶時造鐘廠以日本“馬球”鐘為范本成功仿制7天機芯，從而開始了以機械加工自制時鐘機芯的歷史。除了銅材、鐵板、鋼絲、發(fā)條等原材料仍需從日本或德國進口外，鐘殼和其它零部件基本可以自己生產。同時，鐘廠又開發(fā)投產了掛鐘。外觀款式方面，座式多是參照日本座鐘，掛式多是參照歐式掛鐘。在外觀裝飾方面，則加入了一些民族民俗藝術的元素，使產品具有一定的民族風格。鐘廠投產初期，年產座、掛鐘兩三千只，在膠東一帶銷售。幾年后，鐘廠生產經營逐步成熟，產量逐年提高，便開始進入北方市場。1928年全國各地出現了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寶時造鐘廠抓住機遇，改進生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講究商業(yè)信譽，打出“永遠保修”的承諾。在每只鐘殼后身貼有《保用證書》。加上鐘廠講究經營策略，壓低售價，不怕虧本，待在市場創(chuàng)出聲譽后再提高價格。因此“寶”字鐘很快暢銷膠東各縣，行銷華北和東北地區(qū)。尤其在東北三省，百姓中祖籍山東者居多，反日情緒更盛，加上“寶”字鐘質優(yōu)價廉，深受東北人民歡迎。因而其市場越來越大，逐漸將“馬球”等牌號的日本鐘擠出東北市場。二、“寶時”更名“德順興” 為了吸引資金，擴大規(guī)模，1927年7月寶時造鐘廠實行了股份制，組建“煙臺寶時造鐘股分有限公司”，設股金總份數10萬銀元，實際到位股金25000銀元。經理為仍為李東山。 1927年3月，從寶時造鐘廠分離出的一部分人員另行組建了煙臺第二家鐘廠——永康造鐘無限公司，注冊資金36000兩白銀，注冊商標“永”字。有寶時鐘廠的技術基礎，永康公司開業(yè)之初便起點較高，主要仿照西歐國家的掛鐘、臺鐘款式進行生產。產品一出廠便一鳴驚人，主要銷往南方各大城市及東南亞國家。翌年，永康公司與寶時公司一起參加了由國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國貨展覽會，“寶”字牌鐘和“永”字牌鐘第一次在全國性展覽會中亮相。在當時，全國尚無第二座城市擁有制鐘企業(yè)的情況下，一個北方小城居然有兩家鐘廠能生產出敢與洋鐘相的媲美的時鐘，令參會者驚訝，更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1930年國民政府工商部對煙臺寶時、永康兩鐘廠的評價為“以該各廠家出品，雖系仿造，但在我國實屬創(chuàng)舉，每遇國貨展覽會時，均佳評并頒發(fā)獎評獎狀，以示提倡而炙鼓勵”。有關報刊報道：“社會人士亦均以系國產，咸樂購用。一時風聲所播，遍及國內外，貨物銷路，日漸暢旺，北達遼寧、吉林、黑龍江各省市，南至安南（今越南）、緬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島各地。舉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銷貨。寶時、永康兩廠，每年出貨均達3萬余架?！?1931年，為了逃避按戶頭攤捐納稅，寶時造鐘公司與德順興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順興造鐘工廠。此時鐘廠職工最多時超過500余人，年產座掛鐘55000多只。當年，德順興和永康再次參加了在沈陽舉行的中華國貨展覽會，在會上，德順興被公認為“中國造鐘第一家”。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德順興的產品主要銷售市場遭到封鎖，致使產品滯銷，積壓5萬多只，資金周轉受阻，企業(yè)經營困難。為擺脫困境，工廠一方面積極開拓南方市場尋求新的銷路，一方面解雇了部分職工以減輕負擔。由于加強推銷和廣告宣傳，南方市場逐步開通，“寶”字鐘上海、南京、廣州、重慶等大城市頗為暢銷。在國內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國外進步華僑的愛國熱情也日益高漲，他們積極宣傳、購用、推銷國貨。如新加坡華僑開辦的華興公司，自愿承擔包銷“寶”字時鐘，向南洋群島等地發(fā)售，發(fā)貨后，把貨單交中國銀行劃款，每年出口的時鐘1萬多只，銷到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洋群島國家。1933年，德順興在上海、天津等地設立分銷處和經理部，產品銷路不斷擴大，當年產量恢復到年產4500余只。這時，企業(yè)共有職工350人，有各類設備110臺，其中包括動力設備、生產作業(yè)機器、銑床車床、鉆床、銅釘機、直條機、壓力機、滾銅機、電動機鋸、電動刨床等。 1931年至1933年，盛利造鐘工廠、永業(yè)造鐘工廠和慈業(yè)造鐘工廠先后開業(yè)，注冊商標分別為“盛”字、“業(yè)”字和“慈”字。至此，煙臺的制鐘業(yè)群體已形成。 1934年是德順興造鐘廠的鼎盛時期。工廠擁有職工500多人，廠區(qū)占地面積43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1100平方米。年用黃銅板45噸，鐘發(fā)條9萬條，黃銅棒約13噸，鋼條220公斤，鐵條750公斤，木材330立方米，漆片820公斤。年產座掛鐘45000只，單價5.5元，產值近25萬元，利潤10余萬元。自1934年至1935年間，德順興造鐘廠先后在朝陽街南部投資興建了新廠房樓和“金城”電影院。1936年，鐘廠技術人員又試制并投產了單鈴、雙鈴鬧鐘和十四天機械擺鐘。這兩種產品在當時均屬全國首創(chuàng)。 寶時——德順興的興盛已成為當時實業(yè)界的關注熱點。1931年十月由山東省政府實業(yè)廳編印《山東工商報告》中記載：寶時造鐘廠“設于煙臺朝陽街源森巷民國四年七月成立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注冊以造時鐘為業(yè)資本二萬五千元公司性質經理李東山股東李西川李五卿等職員七名月薪最高者五十元最低者五元工人一百四十八名每人每月工資最高者三十元最低者二元 該廠所用原料為銅片銅條鋼條鋼絲鋼弦木料油漆等類購置本國及德國瑞士等處每年所需原料約值洋五萬九千八百元 該廠機械為旋床鉆床刨床壓力機機鋸刨木機銑床等皆用電力為原動力共八十三座或購置德國或系本廠自造共值洋三萬元業(yè)已使用十六年矣 ”。 1933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fā)行的《上海之機制工業(yè)》一書第三章中記述時鐘制造業(yè)時寫道：“……國內用機器制造時鐘者，當以山東之德順興造鐘工廠為最早而最大。該廠于民四開辦，資本十萬元，男工童工近五百人，年產座鐘十萬只。每只扯價七八元。出品精良，極為國人所樂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業(yè)等廠。 然年來國貨工業(yè)之風起云涌，而制鐘廠無聞者，非資本之難，實人材之難。時鐘雖較大于表，然內部機件之輕重厚薄，大小配置，一黍之差，便難合轍，非可操切從事者也。” 1934年12月由實業(yè)部國際貿易局編纂的《中國實業(yè)志》第八編中記述造鐘業(yè)時寫道：“我國制造時鐘廠極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東之煙臺，煙臺朝陽街朝陽胡同之寶時廠，為我國造鐘業(yè)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國四年成立，寶時鐘廠于民國二十年更名德順興，惟出品商標，仍沿用寶時兩字?！比?、“德順興”的衰敗 1937年“七七”事變后，大片國土淪陷，經濟衰敗，交通封鎖，銷路堵塞，加上日貨傾銷，民族工業(yè)凋零，德順興造鐘廠與全國民族工業(yè)的遭遇一樣，只能減產停產直至歇業(yè)，工人全部遣散回家。1939年鐘廠重新開業(yè)，回廠工人僅有120多人，又因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工廠失掉了原料來源，產品產量迅速下降，為了勉存茍活，只得把積存的下腳銅料送化銅廠重新加工成銅板，左右支絀地維持開工。再后來，工廠靠只賣不買來維持生存挨時度日。 日軍占領煙臺后，日偽政權隨即控制該市經濟。德順興作為贏利大戶，早被日本人視為肥肉。先是要與德順興合股經營，企圖插腿后掠為己有，被李東山婉言拒絕。后來偽商會要給李一個席位，引誘其入伙，也被謝辭。日偽政權腦羞成怒，于1939以李東山曾開過花炮廠搞硝磺是為了資助八路軍抗日的罪名將其子李殿章抓進憲兵隊，羈押數月，托人花錢賄賂憲兵隊才獲釋。被迫無奈李東山只得與日本人合作開辦一家華興商行，實際日方并未出資，不過是日本人敲詐勒索的一個渠道。在這種環(huán)境下，工廠經營每況愈下，股東對企業(yè)失去信心。1944年，首先由德順興五金行股東提出，把企業(yè)的積累按人頭析分。其后德順興造鐘廠也照此辦理，因無現金，股東只能分到產品，又不再析分。李東山心灰意冷，無心再經營工廠，便與唐志成一起退居為顧問。經理由李東山的繼子李典章擔任，廠長由唐志成之子唐紹祥擔任。而這時鐘廠職工不足百人，年產時鐘五、六千只。 1945年8月14日，日軍投降，煙臺市由共產黨接管。李典章、唐志成、唐紹祥等人離開煙臺去上海創(chuàng)建了時民鐘廠，工廠由主會計姜國璋主持。李東山原籍的部分農民和工廠少數工人，準備依照農村土改分田地的辦法分掉德順興造鐘廠的設備財產，中共煙臺市委正確執(zhí)行黨的城市民族工商業(yè)政策，做了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阻止了分廠，把德順興保存下來，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復了生產。李東山為此感激人民政府。他對主持工廠的姜國璋交待：凡人民政府需要工廠辦的事盡管辦理，不必找他商議。這期間，鐘廠積極配合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1946年7月24日李東山在煙臺逝世，享年73歲。李去世后，人民政府搞工商登記時，將姜國璋注名為經理。為了扶持鐘廠恢復生產，中共煙臺市委派區(qū)委書記到工廠協(xié)助領導工作。政府還向工廠貸款，每次兩三千元，貨銷即還，還后再貸，使鐘廠起死回生。 1947年10月，國民黨軍隊占領煙臺。撤出煙臺的市總工會領導秘密囑托姜國璋，一定要把工廠和工人維護好。因此當李典章等人從上?；責煍M把設備買掉時，姜國璋耐心做了有關人的工作，阻攔了賣廠行為，保全了鐘廠。1948年10月煙臺第二次解放時，鐘廠已不足百人，年產幾千只，處于奄奄一息境地。四、煙臺制鐘業(yè)的新生 1948年煙臺第二次解放，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德順興以及幸存下的其它2家鐘廠。1949年，以德順興為主的各鐘廠共生產擺鐘480只，鬧鐘3000多只。建國后，全國的銷路陸續(xù)開通，德順興憑原來的信譽，可先訂貨付款后發(fā)貨，生產經營進入良性循環(huán)。1950年，德順興純收入3萬多元。另外的新德造鐘廠（由原永康公司改組而成）、勝利造鐘廠（由原盛利造鐘廠改組而成）和永業(yè)造鐘廠也都恢復制鐘生產。1952年，煙臺幾家鐘廠共生產擺鐘和鬧鐘23000只。 1953年，國家將鐘表生產納入統(tǒng)一計劃，國營百貨公司對鐘表產品上行包購包銷。德順興等各鐘廠可以集中力量擴大生產。1954年，德順興率先實行了公私合營。煙臺市委派進3名干部進駐工廠，建立了中共德順興造鐘廠支部。同年，永業(yè)造鐘廠、新德造鐘廠先后實行公私合營。1956年5月1日，德順興、新德、永業(yè)3家鐘廠合并，成立公私合營煙臺造鐘廠，注冊商標“寶”字，隸屬于山東輕工業(yè)廳。 煙臺造鐘廠成立后，加強了技術和管理工作，使工廠的生產經營走向正規(guī)化，產量大幅增加。1957年，年產擺鐘22.8萬只、鬧鐘17.5萬只。1958年，煙臺鐘表恢復了中斷20年之久的出口。鑒于“寶”字不易為外國人接受，便重新設計了“北極星”商標。1959年12月由國家工商管理總局核準，1960年1月正式使用。1960年，公私合營煙臺造鐘廠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業(yè)，更名為國營煙臺鐘表廠。在此后的十幾年中，鐘廠不僅在生產規(guī)模上不斷擴大，而且先后開發(fā)了船用鐘、日歷座鐘、懷表、手表等新產品。為了發(fā)展煙臺鐘表業(yè)，1975年初煙臺市領導者決定，以煙臺鐘表廠為基礎，按專業(yè)化生產原則進行了生產要素重新配置，分別組建了煙臺木鐘廠、煙臺鬧鐘廠、煙臺手表廠等專業(yè)生產廠。當年便實現產量翻番。1976年生產擺鐘50萬只，鬧鐘67萬只，之后，又新建和轉產了幾家鐘表配套廠，形成了完整的鐘表生產體系。改革開發(fā)后，煙臺鐘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煙臺從中國現代制鐘業(yè)的發(fā)祥地，發(fā)展成為新中國重要的鐘表生產基地